气象灾害一段尘封的历史-云崖童姥

一段尘封的历史-云崖童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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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的长河中属于瞬间,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漫长而艰难的时段。这里指的是上世纪1959-1961年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年大饥荒。这一时期,国民经济严重失调,物资供应极度短缺,农村百姓缺衣少穿黄乃扬,饿殍遍野。饥荒过后,这段历史甚少被人提及,改革开放后,有研究和回忆文章出现,而我县尚没有这类文章发表。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,在全国有几个省灾情十分严重,而甘肃就是其中之一。在甘肃,庄浪就是最严重的县市之一。这段历史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之久,熬过饥荒的人大多已驾鹤西去,活着的已进入耋耄之年。作为亲身经历过并且侥幸活了下来的我,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物质生活极其丰裕的今天,有必要把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。
从一九五八年说起
上世纪的1958年是随后出现三年大饥荒的最为关键的年份。查党史可知,在全国胜利完成对农业、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,又取得了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的巨大胜利。反右之后,不间断地开展了以反右倾保守思想在内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,这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揭开了“大跃进”的序幕。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全会正式通过了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、快、好、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。”,进一步强化了“大跃进”的声势。同年8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、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,并决定在人民公社内部建立公共食堂。由此,农村生产,农民生活以及农村发展全部纳入人民公社的管辖范围,实行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五位一体,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全面发展,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在全国开展了起来。这期间,我县的情况如何呢?应该说,形势不是过热,而是发烧父母见上书。这年四月,省委在我县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,向全省人民提出了“比苦干,比措施,比进度,比实效”的行动口号,4月17日《甘肃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署名为中共庄浪县委的文章《庄浪积极执行省委常委扩大(庄浪)会议精神,指标加措施,干劲加方法,具体做到400斤指标,600斤措施,1000斤干劲》,在以后的检查评比中,我县被评为极少数上游县之一。此后,我县的跃进步伐迈的更大,高指标、瞎指挥,强迫命令、弄虚作假之风盛行起来,发起和推动了许多脱离县情的群众运动。如引水上山、大办工业、大造土化肥等。58年下半年,仅用了八天时间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;仅用了半月时间在全县农村办起了两千多个公共食堂;又用三个月时间,数万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,浪费资源无计其数,炼出了钢渣5400吨,土钢640吨。我县也成为大办工业的千厂县,平均每2.5个农户办起了一个厂(场)。劳民伤财的结果为三年大饥荒埋下伏笔。
58年的我,是一个尚不满14周岁的少年,虽然闹不懂社会为何如此之躁动,但有些事却印象深刻;在学校时常看见老师开批判斗争会,拔白旗、插红旗;在家里,父亲跟随大队人马去华亭大炼钢铁,长着一双“三寸金莲”的继母被编入民兵连到外村大搞深翻;集体化后家里仅留的一块果园被收归集体;在社会上,时常看见人们抬着一块块黑疙瘩到公社向党报喜,我们小学生三三两两跟着敲锣打鼓,前去报喜的人们凑热闹,看看谁是党,党是什么样子。那时家家户户断了炊烟,人人都去食堂吃饭,当时还能吃个八份饱。小学毕业后我没有了继续读书的企望,只想着跟随大人挣工分。俗话说,形势比人强。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要大办,教育也是如此。公社成立了农业中学,规定小学毕业没有考取初中的学生都要上农中,当然我也不例外。就因此,我没有被辍学。公社农中设在一处破庙里,大殿里的塑像早被搬掉,院里长着几株苍松翠柏,从小学借出的几张破旧桌凳摆放在大殿里面,这里便成为我们的教室。开学后,就以学农为主,学文为辅,学校里办起了猪场、鸡场、兔场,一两节课后,我们就下到田间地头拔草,河滩摸鱼,用来在学校喂鸡、喂猪、喂兔。队里人吃食堂,我们学生也吃食堂,一斤口粮从队里食堂打出,交到学校食堂。那时的我,天生一个弱体质,长得又瘦又小,走路慢,吃饭更慢。每到开饭,大家一窝蜂向食堂跑,当我跑到门口,已经是队伍的最后几名之一。打上第一碗饭,速度快的同学已排在我身后打第二碗饭。我弄不清楚的是为何食堂的饭如此不经打?所以,我能打上第二碗饭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了,饿肚子便成家常便饭。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说59年春季饥荒来临,而我是在58年秋冬就已经吃不饱了。放寒假了,我已经被饿坏了,眼色蜡黄,头发脱掉了不少,头顶像刚出生的婴儿长出了一层白痂。看来这书是读不成了,家里人也不要我去了,在家里好歹有个照应,在学校怕把我给饿死了。好在,来年春季,农中撤销,我们被编到县一中,此后饥饿如影随形的伴随了我初中三年。
难以忘怀的三年大饥荒
记得我曾经读过一个资料,说的是1958年跃进的中国,实现了农业大丰收,全国粮食多的无法消化,一些专家学者为解决这么多的粮食而绞尽脑汁,出谋划策。可是一夜之间,跨入1959年春季,全国许多地方传来了缺粮的声音。少数地区出现了人 浮肿,流浪乞讨甚至饿死人的事情,中央调动人力物力向这些地方调粮。59年春季,我县也发生了严重的春荒,,食堂打来的饭菜远不足以人们裹腹,家家户户拔野菜、挖草根、剥树皮,在自家锅里煮熟后和食堂打来的掺和着吃,人们的口粮标准用“两”来计算。浮肿、干瘦普遍出现,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。我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,上有年届90岁的曾祖母,年高体弱,食堂分等级供饭,给她老人家每顿大约给一碗饭,说来也玄,一个耋耄老太一碗饭还不够吃?其实那时的饭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饭菜,是糊汤。这糊汤在夏秋收后还稠一些,青黄不接的春季,名曰糊,实为汤。清的能照见人影。喝这种糊汤,肚皮只见大,心里永远饿,一泡尿后便又饿的前心贴后背。可怜我那风烛残年的曾祖母,没有撑到夏收,撒手西归,无需在人间忍饥挨饿了。
1959年,庄浪静宁合并为静宁县,县府设在静宁。为庆祝建国十周年,县里调演,我从家里被叫到学校排练节目。临出发前,没钱没粮丛林历险记,班主任老师送我5斤粮票3块钱,跟随表演队步行百多里,到达静宁县城。虽然大家已经人困马乏,但很兴奋地吃到了一顿真正的晚餐。每人半斤荞麦面馍,一碗糖渣菜---甜菜榨糖后剩下的渣,上面还漂着几丝油花,那个香甜劲,真正感到天上少有,人间更无。汇演历时三天,回校后我们的领队音乐老师在日记中写到,分配甘肃吃了三天饱饭。他是四川人,很有才华,深受同学们爱戴。后被不仁同事撬箱偷看,并举报揭发。随后而来的是大会批、小会斗,说是指桑骂槐,反对党的领导,反对三面红旗。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!最后生生定为极右分子,开除公职,法办坐牢,这冤案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。59年的春三个月,送走了许多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老百姓。虽然县上采取了许多措施,救人于不死,但效果些微。死者长以已,活着的人只盼着来年肯定会好些。
60年初夕之夜,我和玩伴凑在一起守岁。如果是往年,孩子们会从各自的家里拿上多种多样的小吃,如冷盘、暖锅等,再凑份子打酒、秤茶,买香烟、糖果、爆竹等,大家坐在热炕头上,围着火炉,吃着菜,品着茶,饮着酒,讲故事,说笑话,放爆竹,宣闹到天明。梁佩诗这年的初夕夜,我们却一无所有华音通讯行,围着火炉,喝着白开水,谈论着吃的、喝的,想象着何时能够吃饱肚子。这白开水真的没得喝头,边喝边往厕所跑。不知谁出了一个注意,去食堂要馍吃!大家不假思索,一窝蜂向食堂奔去。俗话说穷一年不穷一日,何况是过年。食堂内灯火通明,厨房内热气腾腾。炊事员是村里一些可亲可敬的婶婶、奶奶辈的中年女人。见我们这些愣头青进去,没有了过去的可亲可敬,一个个似乌眼鸡似的堵在房门口,寸步不让,我们软硬兼施,求爷爷告奶奶,硬是要不来哪怕半个馍馍。在主房喝酒吃肉,欢度初夕的头领们,跨出门来,满眼泛红,喷着酒气,骂骂咧咧,连推带搡地把我们轰了出去。可怜我们这些小子,来时饥肠辘辘,期望热切,走时辘辘饥肠,失望悲切。恶毒的语言喷薄而出,诅咒着那些油光满面,满嘴酒气的头领们不得好死。出乎意料的竟是大年初一早晨队长在各家门口吼叫,督促人们上河滩治河!我也去了,洛河川四面没遮没拦,西北风任性地吼叫着,象刀子一样往人们身体里钻,谁还有心思干活,大家站着的、蹲着的、冻的嗽嗽发抖,队长怎么吼叫也白搭,只等着大赦后回家吃年饭。正直青黄不接,低标准瓜菜代也难以为续,老百姓都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。在我家里,曾祖母走后,家里年龄最大的就是祖父母,年均过花甲。上年秋季在房前屋后种了些白菜,长势特好,没吃完的晒干留着度饥荒,父亲下了个命令,大家都不许吃这些干白菜,祖母每天在火炉上煮熟给祖父吃上一碗。这天我到主房,看见祖父母提着一只剥了皮的大老鼠,砍掉头尾,挖掉内脏,清洗干净,放在砂锅里和着白菜一起煮,煮熟之后,祖父吃了一大半,我和祖母吃了一小半。谁都清楚鼠肉是不能吃的,可是能吃的又有什么呢?凡是勉强可以吃的,人们搜到吃到了。如野菜、榆树叶子、榆树皮、玉米芯、荞皮、荞花衣子、麦麸等,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菜根茎。好多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水肿病,腆着一个青筋暴露的大肚子,腿肿的裂了缝子。如果说59年也饿死了一批人,但大多是老人、病人,病饿而死。这年,许多村子,许多农户家里都饿死了人。在一些村庄人死后无人掩埋,因为大家都饿得爬了场,虚弱的连抬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粮食的紧缺难以想象,老百姓手里没钱没得买,许多人拆房卖院凑两钱没处买。不少家庭无以为生全家逃荒,上新疆、下陕西、进关山,投奔到能活命的地方。我的祖父也被饿死,我也尝到了死亡的味道。那是食堂停火,家里五六天净吃野菜,后来连野菜都快吃完了。一天早晨我昏睡不起,大人喊叫也爬不起来,睡得昏天黑地,连梦也不做一个。祖母看我不行了,坐在炕头不断喊叫我的名字,怕我在昏睡中死去。直到下午一口气尚未饿断。大概是我命不该绝,突然间生产队给每人分了二两黑豆,炒熟捣碎拌上野菜喂了我几口,一会儿不仅睁开了眼,而且慢慢地坐了起来。过后回忆起来感觉到死并不可怕,在生死之间大多人陷入深度昏迷,是活是死都不知道。为了裹腹,什么都吃,生产队死一只羊,大家疯抢着要分一点,若死一条瘦牛,全队人就像过大年赵薇遭起诉。我和发小发现了一种可以吃的东西,虽不止饥,但能聊以自慰。那时候食堂经常缺柴火,就派人去砍树,杨树柳树都砍,抬回去破开,杨树里面就掉出许多白白胖胖的东西,它们是天牛的幼虫,在树干中吸吮着丰富的营养,一点都没受到饥饿的威胁。看见这东西,不管是否能吃,反正我们抢着捡,拿到食堂放进炉灶下面的灰烬中烧,“嘭”的一声响,它们原先卷曲的身体变直,颜色发黄,放进口里一嚼,香极了,如炒胡麻味。此后,一听到食堂砍树,我们便一窝蜂跑去捡起来烧着吃。青黄不接是这样,进入夏、秋收则成为另一种现象:偷、明偷、暗偷亮菌甲素。夏收时孩子们大多跟着大人上麦田捡麦穗,搂柴草。前面割麦的大人有意无意的丢落麦穗,让孩子们捡或搂。夏收结束后,各家总能收获几斤小麦, 用来补贴生活,照顾病人,舍不得吃的藏起来用于救急。秋收时,人们发明了一种大肚兜,叫“满腰转”,前后左右尽缝着大口袋,穿在衣服里面,收什么,装什么,快到收工,装的满满当当,男人、女人都变成将要临盆的孕妇c32asm。收工令下,一哄而散,夺路而逃,有时监管一松,大家逃的很顺利,满载而归。大多在各路口被截回,颗粒不剩。60年的饥荒登峰造极,进入61年又是一个难以度过的青黄不接。大家看不到希望,麻木了,绝望了。春节过后,食堂又停摆了,野菜野草尚未生长出来,田野里剥光皮的榆树枝干白晃晃的刺人眼目,连阳光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芒。这年春季,不幸中的大幸,不知是老天睁眼,还是人们命不该绝,有人从刚刚解冻的地里挖出了救人于绝地的好东西---冻死的洋芋。这东西随土地的解冻而解冻,失掉了大量的水分,变得黑糊糊的,但保存了淀粉,比吃柴咬草顺口,还能养人。这是上年秋收时日人们没力气挖净而漏下来的。消息一经传出,家家户户,男女老少蜂拥到去年种洋芋的地块挖起来,如沙里淘金,运气好的可挖十几斤,少的也挖几斤,拿回去洗掉泥土煮熟,就着野菜顶好几天的口粮。在这个人们命悬一线的时间节点上,它象我们的苜蓿、苦菜一样,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生命,居功至伟。我的七祖父,孤身一人,挺过了59、60年两年,到了61年春季,浑身肿得皮肤发亮,指头一压一个窝,生活难以自理,父亲把他接到了我家,一起吃我们挖来的冻死洋芋,又挺过了两三个月,终于病饿而死。
61年7月是我初中毕业的一年。我本没考初中,是“大跃进”把我跃进中学的。三年间,经常断顿,所以我经常辍学,学校各班缺员是很正常的事铭宣海淘,老师经常下村登门叫学生。虽然是非常困难的时期,但学校学风正,一经到校就得好好学习,老师也主动为缺课学生补课。中考前,我们也在艰难中攻读,十点就寝,老师查房后,又翻身下床,点着一盏小煤油灯,在空旷的教室里攻读到凌晨两三点。饿极了,偷偷地摸进教室前的菜园,拔几棵青菜生吃,然后继续埋头苦读。高中顺利考上了,生产队食堂也解散了。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,面对严重的灾情,采取了必要的措施,补助口粮、加强营养、劳逸结合、抢救人命。比较而言,61年死亡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下降。到秋收,人们的口粮可以分到户气象灾害 ,农民可以在自家生火造饭,令人绝望无助的饥情逐步减缓。
一个外人看到当时庄浪的饥荒
平凉市政协编辑出版《百年平凉》第三卷《城乡轶事》中刊载了一篇文章,具体地记述了61年下乡到庄浪,经过和看到庄浪的灾情。文章名曰《庄浪之春》。作者系现已退休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,名叫水天中。1961年春季法师奥义,他带领平凉艺术学校美术班的学生来我县支援春耕生产,文章开篇他直白地写到:“领导动员报告讲的很明白,哪里的农民饿死的太多,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耕无人下地的局面,全区各单位紧急行动起来参加春耕劳动,免得今年绝收。”他们一行前后下到岳堡乡的两个大队,背粪、切洋芋籽,亲身支援春耕生产。亲眼看到当地农民的饥情,亲耳听到当地干部群众反映的实况。他在文章中写到:“当地农民告诉我们,1959年就开始挨饿了,但当时反右倾,干部说说形势大好,粮食多到吃不完,到1960年开始有人饿死,但谁也不敢说是饿死的。”“据队干部介绍,他们这个大队先后饿死了230多人,饿死的大部分是男人剩下的大部分是女 人许如云。”在往山上送粪时,他和他的学生看到并了解到这样一个女人:“有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穿得比别人干净,是所有女人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。听我们的女学生讲,这是吃掉了三个孩子的口粮,眼看着三个孩子死去的母亲。”她是干部家属,丈夫远在静宁县城工作。当丈夫回家兴师问罪时她却有她的道理:“我要是把吃的让给娃,我死了娃也活不了。娃死了,我还可以给你再养。”驻队其间,他深切地感到在这场灾难中庄浪农民的无助和对各级: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、县上的依赖以及对各级干部作风的无奈。他写到:“大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。因为他们眼看着公社把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拿去,既然公社干部不让社员家里留一粒粮食,公社干部也有办法叫人们吃饭吧?”他无奈地看到,农民在饿肚子,在生死线上挣扎,下到队上的干部继续不断地给社员讲反右倾,鼓干劲,高举三面红旗。他不无悲愤地写到:“我终于懂得,那是一场秩序井然的大饥荒,除了没有饭吃其他一切正常。庄浪的党政机关在灾难中正常运转,各级领导的权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没有丝毫削弱或者动摇。没有那个领导为子民的大量死亡表示过悲哀、气愤或者抗议,没有那个领导为死在眼前的子民喊一声冤枉、、、、、、。”
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,三年大饥荒在我县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和可怕的。至于饿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,全省是这样,全国也是这样,因为饿死的尽是农民,农民的命是不值钱的。
但是还可以从县上统计部门编篡的《国民经济统计历史资料汇编》中的人口资料在1959-1961三年中人口变化的异常情况中大体可以看出些端倪。大跃进的1958年全县人口就有所下降,但幅度不大,总人口为223713人。1959年总人口下降为213651人,比上年减少10062人。1960年总人口大幅度下降为198418人,比上年缩减了15233人,两年总共减少人口25295人。1960年由于各级政府大力抢救人命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,死亡人口大幅减少,到年底甚至略有增长。59年全县人口死亡率达千分之29,自然增长率竟为千分之负10;60年人口死亡率飙升到千分之58,自然增长为千分之负47。这是异常惨烈的人口变化一吻巴黎,如果剔除两年正常人口死亡数和迁入迁出相抵后的数字,两年其间实际死亡人数大家就可以作出判断。
作者:董元堂,庄浪退休老干部,曾历任乡镇党委书记、县委办主任、老干局长等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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